返回列表 回復 發帖

改良北歐的福利主義制度

世界愈來愈多的衝突也是因貧富不均不滿而引起,如果有些發達國家,把經濟教課書上的知識應用了也不能解決貧窮問題,或許要嘗試一下教課書以外的方法是嗎?
其實也不是甚麼特別的方法,對平民來說大多渴望能實行像北歐的褔利主義制度.
利用高稅率來支撐、住屋、教育、醫療、和退休養老的高褔利制度.
但北歐國家內部的批評意見認為,伴隨北歐模式的龐大公共部門和高稅率會使投資者和企業主望而卻步,阻礙了經濟的增長.

因此我建議改良北歐的福利主義制度,實行對企業低稅率和高打工人仕的高稅率政策.
政府支付褔利開支的主要收入來咱所有人民的50%薪金稅收,而企業的超優惠低稅率來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和企業到來投資,是增加就業機會和解決失業率問題. 然後像香港一樣貨品免稅政策,這樣保障一半薪金的平民也能有較低的物價生活. 然後用最低工資保障,來鼓勵人民就業.
而且在高打工收入稅和低企業稅率能鼓勵國家人民創業.
政府的褔利開支來咱打工人仕的利得稅,對人口較多的城市會較有利.
至於到了人口老化的年代,為了維持高褔利開支,有必要提高退休年齡.
為了鼓勵長者就業,可以設立長者最高工時,
由三名長者平分一位年青人的工作時間和薪金,這樣子老人不用工作太辛苦.
然後到了退休年齡之後,他們就算沒有儲備退休金也不用擔心退休生計.

不知道這制度適合香港和任何的國家嗎?
網上回應:

提議不錯,但有個漏洞。人比企業容易移民,尤其在歐洲,例如法國前任左派總統歐蘭德任內提高富人稅,許多富人就遷居鄰國,導致稅收不如預期且資金一併外逃,歐蘭德因而由上任百日史上最高民意支持度的總統,變成卸職時支持度最低的總統,也放棄了連任。

--------------

請看看法國的實例,要改革,大罷工可能就是執政者要面對的困境。
福利主義國家既得利益者太多,你叫老人退休後再出來工作,他們不反抗才怪。
沒有新意

企業超低稅率
打工超高稅率
在美涕早已實行

.........................

其實美國是否只是富人少稅,中產高稅率呢?
【瑞典模式】福利主義非窮人恩物 中產亦可受惠其中

周報

撰文:曾柏川
2018-10-29 08:00
最後更新日期:2018-10-31 17:40
每個地方的成功故事背後,都有其獨特的社會制度,上世紀60年代,本港經濟起飛,所依靠的就是簡單低稅制、「積極不干預」市場的施政理念,吸引到不少外資來港,投資勞動密集行業,而本港亦一躍為「亞洲四小龍」,與韓國、台灣和新加坡並駕齊驅,成為亞洲的經濟奇蹟。

相信不少人亦對此故事耳熟能詳,而同樣是二戰後才崛起,處於本港8,000多公里外的北歐國家瑞典,則有着與本港迥然不同的發展道路。瑞典在聯合國公布的《2018人類發展指數》中與本港並列全球第七;而在經濟學人的《全球宜居城市排名2018》,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更位列第32位,略優於本港的第35位。儘管在過去半世紀,兩地的發展道路不一,但從結果看來,兩地的社會制度亦各有可取之處,方能創造出今天的成果。

不過,本港回歸廿載,歷任政府施政未能針對社會所需,各處積弱,造就了民怨四起的局面,民眾對特區政府的不信任度高達35.9%。即使以特首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欲意強政勵治,引領本港重回正軌,短期內亦難取信於民。某程度上,本港面對的社會問題,是過去多年政府把市場經濟「教條化」所致,這從樓價長期高企、市民置業困難上可見一斑。

在分岔點上,管治思想固化才是變革的最大障礙,縱使瑞典的「大政府」與本港「行之有效」的「小政府」理念背馳,但瑞典戰後另闢「第三道路」的成功案例,即使未能全盤照搬,也有值得參考之處。

(此乃瑞典模式專題報道之一,文末可看相關報道及專訪影片)

瑞典在聯合國公布的《2018人類發展指數》中與本港並列全球第七(余俊亮攝)。
瑞典在聯合國公布的《2018人類發展指數》中與本港並列全球第七(余俊亮攝)。

歷史契機促成「福利人權主義」 人人平等才有穩定發展 

談到「瑞典模式」,不少港人自然會聯想到,以高稅收來支撐的龐大社會福利。不過,細看主導瑞典政壇一世紀的瑞典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SAP)的施政理念,高稅收只是政策工具,用來追求更遠大的社會藍圖——平等主義。二戰後,瑞典既不走上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道路,又不跟隨蘇聯的社會實驗,廢除私有產權,追求烏托邦之路。反而,瑞典與另外四個北歐國家一樣,在兩大意識形態陣營的對峙下,務實地選擇了「第三道路」。

該黨的理論家卡萊比(Nils Karleby)曾指出,所有權並非人類與生俱來,而是「國家通過法律規定,對某一物品的支配形式」。換言之,某些勞工和社福政策,如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等,對SAP而言,是「廢除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私人財產絕對主權,及自由競爭制度」。這種對國家內部經濟活動的控制和管理,非如蘇共政權般提倡共產主義,套用瑞典前總理漢臣(Per Albin Hansson)的話,社會化「不是將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轉移,而是國家與社會皆為人民創造良好生活條件的努力」。



瑞典在冷戰時務實地選擇了「第三道路」(余俊亮攝)。
瑞典在冷戰時務實地選擇了「第三道路」(余俊亮攝)。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et)社會科學學院院長Lars Magnusson教授認為,瑞典多屆政府的管治思維及福利政策,其實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混合模式」,背後的「終極目標」—— 人人平等,「不是透過暴力或革命,而是透過政治改革,以民主作為手段來達致」。

雖然SAP在二十世紀初已打入主流政治光譜,但複雜的社會改造及龐大的福利政策,則要到1945年後才問世。Magnusson認為,戰後瑞典內部社會民主主義蔚然成風,主要有兩大原因:第一、戰後很多歐洲國家的政治氛圍均追求社會穩定,擴大福利網絡正是穩定民心的手段;第二、瑞典在1940年代末期,經濟起飛,50至60年代的增長平均增長更達4至5%,使當局可有足夠的資源,投放到福利計劃。

不論是教育、醫院、住屋,抑或養老政策,平等主義的理念,具體上可反映於政策的「包容性」,即當局不設入息審查,讓全民擁有均等的「福利權」。Magnusson指出,「福利制度的特殊性在於這是公民身分的組成部分,公民作為社會力量的一部分,屬於社會的成員,享有某種福利」。反觀本港所行的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福利模型,國民身分並非不會自動附帶特定的福利權利,而瑞典公民所擁有的福利權,可說是基本人權的要素,即是如果有人不幸失業,他亦可從政府中獲得不設條件的支持,尋找新工作。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et)社會科學學院院長Lars Magnusson教授﹙圖片來源:香港01)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et)社會科學學院院長Lars Magnusson教授﹙圖片來源:香港01)

為何民眾會支持大政府收重稅? 社會信任才是關鍵

綜觀全球,雖說本港的稅率相對較低,但不少人會用「綠色炸彈」來形容報稅表,可見港人對交稅的無奈和抗拒,猶如政府強制收回部分勞動成果。若然有人提倡把瑞典的福利制度移植本港,相信眾人亦會抱有疑問——錢從何來?一般而言,瑞典國民動輒便要上繳三成收入到地方或中央政府,以維持龐大的福利開支。有趣的是,當年SAP欲意擴展社會保障網時,瑞典主流民意不但沒有群起而攻之,反而支持政府在資源分配上的角色和做法。

「當時的輿論大都贊成提高稅收,用來投資福利計劃。由於SAP在瑞典具有獨特、強勢的地位,在1950至60年代選舉中,他們通常都取得逾四成的選票。1968年,SAP甚至獲得五成選票。」當問及瑞典國民為何沒有對高稅率反感時,Magnusson認為關鍵在於「公眾看到政府運用稅收投資未來的好處,而那些好處可予多數民眾共享,令政策具有認受性,有利普通人」,換言之,「社會對政府的信任」,是當年SAP能開展大規模社會改造的決定因素。

瑞典國民動輒便要上繳三成收入到地方或中央政府,以維持龐大的福利開支(余俊亮攝)。
瑞典國民動輒便要上繳三成收入到地方或中央政府,以維持龐大的福利開支(余俊亮攝)。

雖然民眾對政府的信任至關重要,但亦不能忽視瑞典的社會文化、規範和歷史因素。作家Nima Sanandaj曾在其著作指出,「北歐國家的成功,與其獨特的文化和自由市場有關,而不是靠國家的福利政策」。Magnusson認為此說法不無道理,「瑞典獨特之處在於社會契約。階級共識的協商文化建基於二戰後,即使工人和僱主各有不同的利益所求,但兩者皆依賴良好的經濟,而這一點構成了不同階級的利益共通點」。因此,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工人運動和勞資談判經歷,雖有造成社會撕裂,但後來也成功孕育出一種階級妥協、共識政治的社會氛圍。

不過,Magnusson亦坦言,後全球化年代,瑞典以至全球國家,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早不如半世紀前:「今天大家都對社會契約都不太信任,即使普通人也不會投票支持更高稅收。」從剛過去的大選可見,左右政壇的SAP支持度已大不如前,儘管能保有國會最大黨的地位,但其組閣工程依然滿步蹣跚,特別是近年極右民粹主義和提倡「個人責任」的中右陣營乘勢而起,直接挑戰瑞典模式的基石和理念。到底,瑞典模式仍可走多遠呢?

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在9月8日舉行的選舉集會(余俊亮攝)。
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在9月8日舉行的選舉集會(余俊亮攝)。

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在9月8日舉行的選舉集會(余俊亮攝)。
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在9月8日舉行的選舉集會(余俊亮攝)。
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在9月8日舉行的選舉集會(余俊亮攝)。
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在9月8日舉行的選舉集會(余俊亮攝)。
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在9月8日舉行的選舉集會(余俊亮攝)。
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在9月8日舉行的選舉集會(余俊亮攝)。
有反對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的示威者到場抗議(余俊亮攝)。
+2
福利主義雖進入分岔口 瑞典模式仍有參考之處

在剛過去的大選,極右民粹政黨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SD)取得17.6%的選票,一躍成為國會第三大黨。對於相對穩定的瑞典政局而言,選舉結果不但反映出部分民眾開始不滿SAP的難民政策,轉投支持民族主義、反移民的SD,更重要是顯示出選民對平等和普遍主義的施政理念提出質疑。須知道,自2015年起,瑞典已接收了約163,000名移民,為數之多,令部分民眾不滿SAP把社會資源慷慨地投放到安置難民及融合政策上。再者,大量移民湧入,對原有社會文化、秩序、禮儀、生活習慣所帶來的衝擊,皆使選民萌起求變的意願,這亦成了該國社會制度的最大暗湧。

不過,對Magnusson來說,當前的社會走向並未撼動福利主義的基石。「現時瑞典仍是一個福利社會,公民仍然享有很多社會福利,因此從這角度上,(社會制度)並未產生根本變化。瑞典社會保障的基本理念是,如果你因為生病、失業等原因而難以維生,以前政府會擔保你的八成生活開支,現在這水平已經調低,不過與其他國家相比仍然相當高」。

瑞典正面對人口老化帶來的潛在風險(余俊亮攝)。
瑞典正面對人口老化帶來的潛在風險(余俊亮攝)。

雖說上述觀點頗為樂觀,但瑞典正面對人口老化帶來的潛在風險。Magnusson認為,人口老化對福利主義持續性的挑戰,或可從兩個方向着手改革。一是增加稅收,但此方案相信不會受廣大民眾支持;另一者是讓民眾負起部分責任,為自己作打算,例如購買工會保險,即是工人繳納保費,由工會則提供固定養老金和社會福利。

儘管瑞典模式看似走進拐點,需要改革方可令福利制度持之以恆;但反過來問,世間又哪有社會制度是完美而毋須改變?事實上,瑞典政府所推的福利政策,不但減輕了民眾對未來的憂慮,也拉近了社會的貧富差距,更間接消弭了階級之間的對立心態。歷史早已告訴世人,貧窮問題是社會動盪的一大主因。過去,不少學者探討過扶貧的手法,有些人支持「把餅造大」的滴漏經濟理論,有的則支持政府干預、作二次分配。Magnusson指出,在前者的理論中,高經濟增長率與貧窮現象可以在社會並存,因為「市場」對貧富懸殊並無「自動修復」功能,故當權者必須提出一套政治倡議,消滅貧窮和社會不公。

Magnusson指出,高經濟增長率與貧窮現象可以在社會並存,因為「市場」對貧富懸殊並無「自動修復」功能,故當權者必須提出一套政治倡議,消滅貧窮和社會不公(圖片來源:香港01)。
Magnusson指出,高經濟增長率與貧窮現象可以在社會並存,因為「市場」對貧富懸殊並無「自動修復」功能,故當權者必須提出一套政治倡議,消滅貧窮和社會不公(圖片來源:香港01)。

瑞典多年來以福利政策扶助弱勢,受惠群體不僅是基層民眾,就連中產階層也感受到福利主義的優點。Magnusson認為,把「中產納入福利計劃中,他們亦可從納稅中獲得好處,這才能說服他們支持政府,把稅收再分配到滅貧的福利政策上」。

縱然瑞典的發展道路和香港不盡相同,但他們解決社會問題和發展經濟的視角,正是本港當下需要的框外思維。世間並無完美的社會制度,只有不斷反思、討論、修正,方可找到適合社會現況的良方。一如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潮當道,瑞典也發現到大政府在資源分配上的缺點,遂逐步把原有公營的企業私有化,以提升營運效率,但同時又另立政策,確保提供社會服務的企業須負起社會責任,嘗試在市場和政府間找到新均衡點。

有人說瑞典模式是種「變形的資本主義」,有人則認為是「社會主義的異端」。但從務實的角度而言,意識形態不是重點,提升民眾整體福祉才是政府的根本任務。本屆特區政府欲意一改前朝作風,引領本港重回正軌,但從社會對「明日大嶼」的反應可見,也許更艱難的是重建市民對港府的信任。
Twitter
Google+
LinkedIn
Pinterest
地區研究 宏觀政經 專題研究 歐盟
【信報特約】北歐理想國
access_time2 years ago

北歐的成功可以說離不開政府和社會之間的互動,北歐人務實,勤儉的性格在成熟的公民社會背景下真正讓政府做到了‘凝聚共識’,成功造就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在平衡國家長線利益之餘又得以保障一直豐沃的福利制度。


沒有比能有效率地解決資源分配問題,平衡到商業利益及國民優裕生活質素更能讓一個經濟學家感到驕傲— 當然,完美的理想國只存在於理論裏,北歐市民的富庶和國家的繁榮,卻倒是每一位在移民顧問幫助下著陸的‘新北歐人’或者妄想集資購入冰島的網民都可以告訴你的。

北歐五國在一團愁雲慘霧中的歐洲大陸中一枝獨秀,雖然在經濟增長以及淨值之上未必有某些暴發金磚的誇張,卻可以不消費下一代的前提下保障國民個個豐衣足食,並且不需要由某高官號召‘以免被邊緣化‘特意搞些什麽文娛藝術區數碼港未來基金等等卻又語焉不詳的大白象工程,就可以在國際間保持高度的競爭力,成功的秘訣就在於擁有成熟的社會孕育的民主政府。北歐經濟體運營的成功,是從七八十年代歐洲廣泛蕭條情況下的經濟萎頓,以及九十年代初的泡沫爆破一點點的經驗積累得來,加上本身高效廉潔的多黨民主政治體系,為歐洲及世界其他國家樹立一個歐洲管治的範例—尤其是他們泥足深陷的南歐鄰居。北歐的成功體現在改革福利制度去容許勞動市場的彈性;第二,在優渥福利制度伴隨著的高負擔下以市場化及優異的教育及退休金政策保持長遠的經濟活力;以及相當關鍵的第三個元素,讓政府作爲民間及歐洲的中間人調節與歐盟的合作,在善用歐盟一體化進程的紅利之餘又不失國民的核心利益。北歐國家小國寡民,在天然資源豐厚,地廣人稀的情況下其實完全可以大搞一通“發展”那個,“開發”這個一類透支未來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勾當,但是,北歐人居然想著均富!我想,這大概便叫作文明罷。


七十年代的‘歐洲硬化症’

(資料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七十年代開始,北歐經濟乘著戰後至六零年代的工業化出口起飛取得了相當輝煌的成果,但與此同時在工會的崛起及從農業經濟轉型的雙重壓力下,經濟增長伴隨著的卻是漸趨頑固的工資結構和日趨龐大,保護政府相關產業及衰退中行業的補貼,而兩者均對公共支出造成龐大的負擔。結果,歐洲,尤其是北歐丹麥瑞典仰賴石油驅動的工業在一九七三年第四次以巴戰爭之後的中東石油禁運之後受到災難性的打擊;高通脹,沉重的公共債務以及巨額的政府赤字,再加上高失業率更是火上加油;沒有受到高油價直接打擊的出口國家比如冰島和芬蘭也被歐洲大陸遍地的低需求擊沉 — 當年的北歐,至少在經濟上,其實不比今日的歐豬四國好。

擧個例子,至到一九七六年下臺,執著于全民就業的社會民主黨瑞典政府在勞工市場上的佔有率超過三成,並有著相當于10-12%國民生産總值的赤字,同樣,差不多10-12%每年的通脹率,承繼的保守黨選擇增加補貼去保護國家工業自然不但無濟於事,更加重了七十年代國家的負擔,直到80年代社會民主黨重新執政摒棄保護主義,經濟方開始有所起色。其他北歐國家除了幸運在北海發現油田的挪威以外在70年代遭受的命運也差不多,芬蘭雖然靠著與前蘇聯的貿易來往相對地過得比較好,但和主要產業屬於出口漁獲的冰島一樣,或多或少都受困於當時西歐嚴寒的經濟氣候。

不止是奴工

(資料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八九十年代可以説是北歐的轉捩點,開明和前所未見的改革基本上奠定了北歐之後的豐盛。尤其是七十年代工業一如瑞典受到重創的丹麥,在保守黨的領導一系列的改革下,在減少公共開支的同時,卻靠著減免入息稅等等的優惠讓勞動人口留在市場更久,從而得以維持寬裕的退休金以及醫療保障,加上擴大稅基及破除了工資與通脹挂鈎制度這一類自由化市場的措施在九十年代終于返回之前出口的強勢。

不錯,改革後丹麥人退休年齡推後了,但丹麥的勞工市場在失業福利優厚的情況下從此告別了與歐洲其他地方一樣陷入受政策保護的局內群組及被臨時工化的局外群,丹麥人從此不必掛慮經濟上被迫靠臨時工作度日而可以等待合適的機會發展所長。勞工市場的流動得到了保證的另一面,就是讓可以輕易調整架構的丹麥公司的競爭力, 比起比如受到墨索里尼時代臃腫架構遺毒的意大利國營企業高出一截。

瑞典則正從八十年代的改革陣痛中掙扎,90年代初經歷了可以說是零八年美國次按危機預演的第一次地產泡沫爆破後,瑞典先以國有化過分杠桿投資地產項目銀行的方式涅磐重生,並在1996年施行發達國家有史以來所見最龐大的退休金改革計劃並且加入歐盟申請成功。瑞典的退休金計劃自始與國民人生的總收入挂鈎,在政府保底的基本退休金之上再加以從年均每人收入中抽起一部分投入資產市場或者以退休人士一生人的總收入調整福利金額的選擇,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負擔之餘瑞典人優渥的退休生活亦未有受到影響。從1993年起,瑞典的公共債務從相當於國民生産總值67%下降至2013年的40%,相比歐盟2013年平均的87%,以及痛苦地削減公共開支,卻依然超過110%的意大利和葡萄牙希臘等等國家比起來,更能顯出瑞典政府的高效率。勞動市場的改革重點在於平衡彈性和政府支出,而北歐在保障了勞工福利之餘還確保了經濟效益做到了面面俱圓,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福利主義不等于消費未來

(資料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北歐的福利主義總是被很多第三世界的冬烘之輩譏笑為養懶積惰的溫床,很少人明白的卻是北歐對國家未來體現在教育上龐大的投資還有重視新興產業的遠見。的確,北歐的經濟體系並非完美,挪威在石油經濟的支撐下勞動人口的告假率為歐洲最高之一,丹麥的人均稅收負荷非常重,瑞典的公共部門依然太大而私有部門太小,芬蘭在諾基亞被收購後還在尋找下一個科技巨人,但北歐的全民免費教育以及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都會在天國會心微笑的‘教育卷’制度保證了北歐的下一代得到前往成功最優厚的起步點,只要他們想的話。

挪威擁有的石油及天然氣產業收益都撥入了世上最龐大的主權基金,一個根據BBC的報道擁有全球1%股票,總值達到八千億美元的基金,平均分于每一位挪威人的話,人人都會是百萬富翁。挪威政府的開支,完全來自這個基金每年4%的回報,分毫不差–這個基金其實等於挪威人民的儲蓄戶口。挪威的中小學,以至歐洲頂級的大學均免學費,由挪威的教育及科研局負擔,一如其他北歐國家的相應機關。

瑞典,這個諾貝爾獎創立人發明家諾貝爾的故鄉兼工業巨人從八十年代起便盛產工程師的國度不但容許私人及公立學校並存競爭,其施行的教育卷制度更允許了國民家長得以在不需考慮花費的情況下選擇學校就讀。

在芬蘭這個曾經擁有諾基亞這個巨人的國家在它開始走下坡的同時不但在教育方面尤其下工本培養下一代的芬蘭企業家,更由政府設立了專門投資在芬蘭創業的風險投資基金Finnvera,瘋魔一時的手機遊戲Angry Birds的總公司Rovio Entertainment,以及Clash of Clans的總公司SuperCell 就正正是芬蘭企業家所創辦。北歐政府的遠見,比選擇販賣原材料透支環境歇澤而漁的許多新興經濟體考慮得更多。

如何擁抱歐盟而不失本土

(資料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歐洲一體化有利有弊,歐盟固然提供商機處處,但歐盟内部成員國各自發展程度的不同令到歐盟政策總有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的情況出現,甚之,歐盟一直秉承的自由經濟主義對北歐福利社會的衝擊亦相當可觀。如此一來,北歐政府如何在顧及整體國家利益之餘平衡民意中的保護主義就的的確確變成了一門藝術。

首先,北歐不論是最早歐盟成員國之一的丹麥,屢次收回申請始終留在歐盟外的挪威及金融危機後凍結申請的冰島,還是九零年代方加入的瑞典芬蘭,雖然對歐盟及歐羅在政策的反應其實相當極端,但無一例外對歐洲市場相當依賴,對歐洲社區法規 (acqui communutaire) 的接受度甚至比歐元區國家更高。比如一直非常依賴歐洲市場的冰島經濟及挪威石油出口經濟,就造成了雖然在歐盟外,兩國卻都比法國及意大利這些歐盟核心國更嚴謹地遵守及執行歐盟法規的奇景。其中北歐對歐盟反應得最微妙的莫過於丹麥,可以作爲北歐對歐洲整合的案例。 長期屬於丹麥其中最大黨的丹麥民主社會黨(SDP, Socialdemokraterne)這個旗幟鮮明,強調國民政府應當在國家經濟中佔主導角色的左翼政黨,卻不止一次游說國民加入崇尚經濟自由主義的歐盟(當時叫作歐洲經濟共同體,或EEC,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的優點;比如在1972年公投決定是否加入EEC的前夕,SDP鼓吹的政綱是丹麥產品可以進入歐洲龐大的市場,以及丹麥受益于勞工改革相對歐洲大陸國家廉宜的工資,可見當時來説SDP並不認爲丹麥的政經社會框架會受歐洲大陸不良的影響。在八零年代初期的單一歐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的討論中,SDP對於歐洲整合的態度尤其曖昧;開始時表明立場反對授予歐洲共同體更多的獨立權利,另一方面卻又表明渴望當時尚在調整期的丹麥經濟可以乘攜於歐洲市場,最終原本丹麥足以大比數由議會通過下單一歐洲法案下因爲SDP的三心兩意迫使當時的保守黨首相為丹麥通過法案展開公投並最終獲得國民過半數通過法案,始作俑者SDP最後的表態卻是支持通過法案的。之後的SDP一直保持着此一看似矛盾的立場去調整對歐洲的方針;即一方面反對授予歐洲共同體更多的權力,尤其在稅收及勞工法方面在歐洲層面上決定的任何權利,另一方面又希望繼續得益于歐洲的自由市場經濟。於是乎丹麥變成現在的’騎牆派‘腳色;一方面不希望賦予歐盟插手丹麥福利主義社會的能力並且極力爭取豁免部分歐洲法規條款,另一方面卻爲了遷就歐盟市場而在獲得部分豁免權後同意執行歐盟大部分的法規—雖然丹麥在這樣的情況下冒著在未來被歐盟政治上邊緣化的風險,但卻是向惶恐被歐盟主宰的選民交待了。政黨必先向選民交待這種事雖然看似簡單明瞭,卻不是每個社會都成熟到可以駕馭議會而非被黨派騎劫的。


北歐理想國非一日之功
北歐的成功可以說離不開政府和社會之間的互動,北歐人務實,勤儉的性格在成熟的公民社會背景下真正讓政府做到了‘凝聚共識’,成功造就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在平衡國家長線利益之餘又得以保障一直豐沃的福利制度。 北歐為世界上的一課在於‘務實’二字之上,同樣是六百萬人口,芬蘭的科研資源造就了憤怒鳥,丹麥人的福利主義和馬士基集團(Maersk) 的強大並無牴觸,令人不無神傷,在北歐社會不斷改善自己的政經架構下成為多數世界人民嚮往的天堂的同時,香港卻被浮躁的領導者一次又一次半吊子兼如同無頭蒼蠅的改革硬生生變成了移民出口的中轉站和炒家的天堂。 可見,北歐文明民主公義不止是言必馬克思恩格爾,葉公好龍的‘左翼’分子不能理解的範疇,更屬於第三世界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
福利主義的詛咒:北歐並不例外

長期以來,北歐國家高稅收高福利,收入平等低差別的「福利主義模式」廣為稱羨,與近年來「社會主義」思潮在西方再度興起,尤其是為年輕人追捧的現象,不無相關。

瑞典經濟學家 Per Bylund 大力抨擊北歐式福利主義,他在「奧地利經濟學期刊」的專欄中,再度指出福利主義倒行逆施,北歐也不例外。

北歐社會的福利主義美名廣傳,但正如伊朗裔瑞典學者 Nima Sanandaji 的著作「北歐並不例外(Scandinavian Unexceptionalsim)」所稱,這些只是片面之詞。北歐國家一向是歐洲大陸最窮的地區,英國早於 18 世紀中葉爆發工業革命,北歐遲至 1870 年才開始,從此進入長達 100 年工業化和古典自由主義改革的黃金時期,經濟繁榮,生活水準不斷提升,其中有賴北歐傳統「高度信任,工作道德,社會高度協作」的文化,才創造出經濟繁榮。

從 1960 年代開始,北歐國家政府,尤其是瑞典政府,開始擴大福利主義政策。與此同時,1980 年代瑞典個人所得最高邊際稅率曾一度高達 90%,目前最高邊際入息稅率依然高近 60%。高税收高福利產生危機,不少中產階層為減少交稅不惜自動減少或者放棄工作。另外,從 1950 年到 2004 年,瑞典人口從 700 萬增加到 900 萬,瑞典統計局數字卻顯示,私營公司創造的工作職位淨增長為零。


在瑞典,6 至 19 歲兒童的學費皆包含在國民福利中。 圖片來源:Melanie Stetson Freeman/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via Getty Images
瑞典國民在這種制度下長大,進入就業市場之後,有兩個明顯效應:公眾期望更為進步的社會政策;愈來愈難培養人格獨立,自我負責的下一代。Sanandaji 以大規模的社會失敗來形容之。

福利主義導致生活成本全面上升:譬如優質貨物,優質服務,價格節節上升,形成惡性循環:更多的福利,更多的規管。上了年紀的人,被視為社會的負資產,經濟的壓艙石,必須盡快拋棄才能令經濟起飛。政府主動接管照顧上一代和養育下一代的責任,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讓成年勞動力心無旁鶩,釋放出最大的生產力,好使政府可以收更多的稅。2017 年,瑞典的最高個人所得稅率接近 62%,政府則通過更激進的立法,保護所有國民免於任何生活問題。福利主義的自由,是免於麻煩,免於責任,充分享有的自由。

政府分發各種福利的同時,也奪走了個體的責任心,醞釀了一種不成熟,不負責,依賴他人的個人主義。福利主義孕育一群心理上和道德上依賴的兒童,這種心態可以解釋許多抗拒現實的理論和思潮,譬如懷疑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對於任何事情都不置可否。這些理論的絕妙之處,在於永遠也無法被證實,或者被否定。

這些思想理論體現了福利主義瘋狂的一面:認為總有辦法能夠拯救所有人,為全世界發放福利和權益。一方面,當政府將人生的各種目標,無論是考大學、就業以至置業都已安排妥當,人還能以甚麼為目標呢?另一方面,愈加膨脹的社會福利,如何持
【瑞典模式】福利主義非窮人恩物 中產亦可受惠其中

周報

撰文:曾柏川
2018-10-29 08:00
最後更新日期:2018-10-31 17:40
每個地方的成功故事背後,都有其獨特的社會制度,上世紀60年代,本港經濟起飛,所依靠的就是簡單低稅制、「積極不干預」市場的施政理念,吸引到不少外資來港,投資勞動密集行業,而本港亦一躍為「亞洲四小龍」,與韓國、台灣和新加坡並駕齊驅,成為亞洲的經濟奇蹟。

相信不少人亦對此故事耳熟能詳,而同樣是二戰後才崛起,處於本港8,000多公里外的北歐國家瑞典,則有着與本港迥然不同的發展道路。瑞典在聯合國公布的《2018人類發展指數》中與本港並列全球第七;而在經濟學人的《全球宜居城市排名2018》,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更位列第32位,略優於本港的第35位。儘管在過去半世紀,兩地的發展道路不一,但從結果看來,兩地的社會制度亦各有可取之處,方能創造出今天的成果。

不過,本港回歸廿載,歷任政府施政未能針對社會所需,各處積弱,造就了民怨四起的局面,民眾對特區政府的不信任度高達35.9%。即使以特首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欲意強政勵治,引領本港重回正軌,短期內亦難取信於民。某程度上,本港面對的社會問題,是過去多年政府把市場經濟「教條化」所致,這從樓價長期高企、市民置業困難上可見一斑。

在分岔點上,管治思想固化才是變革的最大障礙,縱使瑞典的「大政府」與本港「行之有效」的「小政府」理念背馳,但瑞典戰後另闢「第三道路」的成功案例,即使未能全盤照搬,也有值得參考之處。

(此乃瑞典模式專題報道之一,文末可看相關報道及專訪影片)

瑞典在聯合國公布的《2018人類發展指數》中與本港並列全球第七(余俊亮攝)。
瑞典在聯合國公布的《2018人類發展指數》中與本港並列全球第七(余俊亮攝)。

歷史契機促成「福利人權主義」 人人平等才有穩定發展 

談到「瑞典模式」,不少港人自然會聯想到,以高稅收來支撐的龐大社會福利。不過,細看主導瑞典政壇一世紀的瑞典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SAP)的施政理念,高稅收只是政策工具,用來追求更遠大的社會藍圖——平等主義。二戰後,瑞典既不走上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道路,又不跟隨蘇聯的社會實驗,廢除私有產權,追求烏托邦之路。反而,瑞典與另外四個北歐國家一樣,在兩大意識形態陣營的對峙下,務實地選擇了「第三道路」。

該黨的理論家卡萊比(Nils Karleby)曾指出,所有權並非人類與生俱來,而是「國家通過法律規定,對某一物品的支配形式」。換言之,某些勞工和社福政策,如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等,對SAP而言,是「廢除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私人財產絕對主權,及自由競爭制度」。這種對國家內部經濟活動的控制和管理,非如蘇共政權般提倡共產主義,套用瑞典前總理漢臣(Per Albin Hansson)的話,社會化「不是將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轉移,而是國家與社會皆為人民創造良好生活條件的努力」。



瑞典在冷戰時務實地選擇了「第三道路」(余俊亮攝)。
瑞典在冷戰時務實地選擇了「第三道路」(余俊亮攝)。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et)社會科學學院院長Lars Magnusson教授認為,瑞典多屆政府的管治思維及福利政策,其實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混合模式」,背後的「終極目標」—— 人人平等,「不是透過暴力或革命,而是透過政治改革,以民主作為手段來達致」。

雖然SAP在二十世紀初已打入主流政治光譜,但複雜的社會改造及龐大的福利政策,則要到1945年後才問世。Magnusson認為,戰後瑞典內部社會民主主義蔚然成風,主要有兩大原因:第一、戰後很多歐洲國家的政治氛圍均追求社會穩定,擴大福利網絡正是穩定民心的手段;第二、瑞典在1940年代末期,經濟起飛,50至60年代的增長平均增長更達4至5%,使當局可有足夠的資源,投放到福利計劃。

不論是教育、醫院、住屋,抑或養老政策,平等主義的理念,具體上可反映於政策的「包容性」,即當局不設入息審查,讓全民擁有均等的「福利權」。Magnusson指出,「福利制度的特殊性在於這是公民身分的組成部分,公民作為社會力量的一部分,屬於社會的成員,享有某種福利」。反觀本港所行的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福利模型,國民身分並非不會自動附帶特定的福利權利,而瑞典公民所擁有的福利權,可說是基本人權的要素,即是如果有人不幸失業,他亦可從政府中獲得不設條件的支持,尋找新工作。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et)社會科學學院院長Lars Magnusson教授﹙圖片來源:香港01)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et)社會科學學院院長Lars Magnusson教授﹙圖片來源:香港01)

為何民眾會支持大政府收重稅? 社會信任才是關鍵

綜觀全球,雖說本港的稅率相對較低,但不少人會用「綠色炸彈」來形容報稅表,可見港人對交稅的無奈和抗拒,猶如政府強制收回部分勞動成果。若然有人提倡把瑞典的福利制度移植本港,相信眾人亦會抱有疑問——錢從何來?一般而言,瑞典國民動輒便要上繳三成收入到地方或中央政府,以維持龐大的福利開支。有趣的是,當年SAP欲意擴展社會保障網時,瑞典主流民意不但沒有群起而攻之,反而支持政府在資源分配上的角色和做法。

「當時的輿論大都贊成提高稅收,用來投資福利計劃。由於SAP在瑞典具有獨特、強勢的地位,在1950至60年代選舉中,他們通常都取得逾四成的選票。1968年,SAP甚至獲得五成選票。」當問及瑞典國民為何沒有對高稅率反感時,Magnusson認為關鍵在於「公眾看到政府運用稅收投資未來的好處,而那些好處可予多數民眾共享,令政策具有認受性,有利普通人」,換言之,「社會對政府的信任」,是當年SAP能開展大規模社會改造的決定因素。

瑞典國民動輒便要上繳三成收入到地方或中央政府,以維持龐大的福利開支(余俊亮攝)。
瑞典國民動輒便要上繳三成收入到地方或中央政府,以維持龐大的福利開支(余俊亮攝)。

雖然民眾對政府的信任至關重要,但亦不能忽視瑞典的社會文化、規範和歷史因素。作家Nima Sanandaj曾在其著作指出,「北歐國家的成功,與其獨特的文化和自由市場有關,而不是靠國家的福利政策」。Magnusson認為此說法不無道理,「瑞典獨特之處在於社會契約。階級共識的協商文化建基於二戰後,即使工人和僱主各有不同的利益所求,但兩者皆依賴良好的經濟,而這一點構成了不同階級的利益共通點」。因此,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工人運動和勞資談判經歷,雖有造成社會撕裂,但後來也成功孕育出一種階級妥協、共識政治的社會氛圍。

不過,Magnusson亦坦言,後全球化年代,瑞典以至全球國家,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早不如半世紀前:「今天大家都對社會契約都不太信任,即使普通人也不會投票支持更高稅收。」從剛過去的大選可見,左右政壇的SAP支持度已大不如前,儘管能保有國會最大黨的地位,但其組閣工程依然滿步蹣跚,特別是近年極右民粹主義和提倡「個人責任」的中右陣營乘勢而起,直接挑戰瑞典模式的基石和理念。到底,瑞典模式仍可走多遠呢?

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在9月8日舉行的選舉集會(余俊亮攝)。
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在9月8日舉行的選舉集會(余俊亮攝)。

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在9月8日舉行的選舉集會(余俊亮攝)。
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在9月8日舉行的選舉集會(余俊亮攝)。
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在9月8日舉行的選舉集會(余俊亮攝)。
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在9月8日舉行的選舉集會(余俊亮攝)。
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在9月8日舉行的選舉集會(余俊亮攝)。
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在9月8日舉行的選舉集會(余俊亮攝)。
有反對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的示威者到場抗議(余俊亮攝)。
+2
福利主義雖進入分岔口 瑞典模式仍有參考之處

在剛過去的大選,極右民粹政黨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SD)取得17.6%的選票,一躍成為國會第三大黨。對於相對穩定的瑞典政局而言,選舉結果不但反映出部分民眾開始不滿SAP的難民政策,轉投支持民族主義、反移民的SD,更重要是顯示出選民對平等和普遍主義的施政理念提出質疑。須知道,自2015年起,瑞典已接收了約163,000名移民,為數之多,令部分民眾不滿SAP把社會資源慷慨地投放到安置難民及融合政策上。再者,大量移民湧入,對原有社會文化、秩序、禮儀、生活習慣所帶來的衝擊,皆使選民萌起求變的意願,這亦成了該國社會制度的最大暗湧。

不過,對Magnusson來說,當前的社會走向並未撼動福利主義的基石。「現時瑞典仍是一個福利社會,公民仍然享有很多社會福利,因此從這角度上,(社會制度)並未產生根本變化。瑞典社會保障的基本理念是,如果你因為生病、失業等原因而難以維生,以前政府會擔保你的八成生活開支,現在這水平已經調低,不過與其他國家相比仍然相當高」。

瑞典正面對人口老化帶來的潛在風險(余俊亮攝)。
瑞典正面對人口老化帶來的潛在風險(余俊亮攝)。

雖說上述觀點頗為樂觀,但瑞典正面對人口老化帶來的潛在風險。Magnusson認為,人口老化對福利主義持續性的挑戰,或可從兩個方向着手改革。一是增加稅收,但此方案相信不會受廣大民眾支持;另一者是讓民眾負起部分責任,為自己作打算,例如購買工會保險,即是工人繳納保費,由工會則提供固定養老金和社會福利。

儘管瑞典模式看似走進拐點,需要改革方可令福利制度持之以恆;但反過來問,世間又哪有社會制度是完美而毋須改變?事實上,瑞典政府所推的福利政策,不但減輕了民眾對未來的憂慮,也拉近了社會的貧富差距,更間接消弭了階級之間的對立心態。歷史早已告訴世人,貧窮問題是社會動盪的一大主因。過去,不少學者探討過扶貧的手法,有些人支持「把餅造大」的滴漏經濟理論,有的則支持政府干預、作二次分配。Magnusson指出,在前者的理論中,高經濟增長率與貧窮現象可以在社會並存,因為「市場」對貧富懸殊並無「自動修復」功能,故當權者必須提出一套政治倡議,消滅貧窮和社會不公。

Magnusson指出,高經濟增長率與貧窮現象可以在社會並存,因為「市場」對貧富懸殊並無「自動修復」功能,故當權者必須提出一套政治倡議,消滅貧窮和社會不公(圖片來源:香港01)。
Magnusson指出,高經濟增長率與貧窮現象可以在社會並存,因為「市場」對貧富懸殊並無「自動修復」功能,故當權者必須提出一套政治倡議,消滅貧窮和社會不公(圖片來源:香港01)。

瑞典多年來以福利政策扶助弱勢,受惠群體不僅是基層民眾,就連中產階層也感受到福利主義的優點。Magnusson認為,把「中產納入福利計劃中,他們亦可從納稅中獲得好處,這才能說服他們支持政府,把稅收再分配到滅貧的福利政策上」。

縱然瑞典的發展道路和香港不盡相同,但他們解決社會問題和發展經濟的視角,正是本港當下需要的框外思維。世間並無完美的社會制度,只有不斷反思、討論、修正,方可找到適合社會現況的良方。一如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潮當道,瑞典也發現到大政府在資源分配上的缺點,遂逐步把原有公營的企業私有化,以提升營運效率,但同時又另立政策,確保提供社會服務的企業須負起社會責任,嘗試在市場和政府間找到新均衡點。

有人說瑞典模式是種「變形的資本主義」,有人則認為是「社會主義的異端」。但從務實的角度而言,意識形態不是重點,提升民眾整體福祉才是政府的根本任務。本屆特區政府欲意一改前朝作風,引領本港重回正軌,但從社會對「明日大嶼」的反應可見,也許更艱難的是重建市民對港府的信任。

〈瑞典模式——由搖籃到墳墓〉影片:
為何丹麥人以交重稅自豪?
社會脈衝, 丹麥, 社會福利, 稅 2017年1月26日 BY 仲韋
為何寶寶皮膚易痕癢?Sponsored Apta HK
丹麥人願意交極高稅率,是否他們特別「大愛」?
丹麥人願意交極高稅率,是否他們特別「大愛」?
丹麥稅率之高相信令不少香港人咋舌,看 2015 年的稅率,基本需繳交約 42% 個人所得稅,最高收入稅階可高達 56%,當中包括 8% 的勞動市場稅,還有平均約為 1% 的教會稅(非信徒可獲豁免 1% 的稅率,但有人或嫌豁免麻煩而不申請)。此外,企業利得稅高達 23.5%;增值稅(VAT,即銷售稅)為 25%;2016 年起才調低至 150% 的首次汽車登記稅……為何丹麥人願意如此?

形形式式直接和間接的稅項,一個丹麥公民需繳交由 56% -72% 不等的收入。雖然自 1970 年代,便偶有政黨打著減稅旗號,但從沒獲得真正和恆久的成功。 自由聯盟黨(Liberal Alliance, LA)是目前丹麥最親商界的政黨,但在 2015 年選舉中只得到 7% 的議席和 7.5% 的選票,已是 10 年來最佳的成績。

丹麥智庫「政治研究中心」( Centre for Political Studies)主席 Martin Ågerup,本身是中右翼的經濟學者,也承認雖然丹麥是全球最高稅率的國家,減稅卻不是最吸引的選舉承諾。他們反而覺得高稅率正是集體貢獻的象徵。丹麥週報 Weekendavisen 編輯 Anne Knudsen,同時也是人類學者,認為丹麥人甚至會為自己交了很多稅而自豪,在哥本哈根中產區奧斯特布羅(Østerbro),便有多達 30% 人支持丹麥最左翼的政黨。

是否丹麥人特別「大愛」呢?或許有點,但不全然。在丹麥居住了 15 年的英國記者  Michael Booth,根據他的親身經驗和訪談,寫了 The Almost Nearly Perfect People: The Truth About the Nordic Miracle (近乎完美的人:北歐奇蹟的真相)一書。書中指出,丹麥人之所以特別慷慨,其一是因為他們信任政府會把稅收用得其所。

丹麥奧胡斯大學(Aarhus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 Christoffer Green-Pedersen 表示,這不是因為他們特別無私,而是他們知道自己會在某方面得到回報和保障,如良好的教育、醫療福利,交稅也交得安心。即使政府有盈餘,他們更樂見政府增加開支,而非減稅。



同時,在丹麥 211 萬的勞動人口中,公共職位便佔了 72 萬,為數不少的丹麥人的利益和生計,直接與政府的收入相關,他們和政府儼然成一體,稅項和福利亦有如左手交右手,丹麥人自然不怎麼介意稅率是否全球最高。

除了表面上丹麥人不介意高稅制度,但丹麥也與其他國家一樣有不為人知的黑暗一面。世界各地只要有收稅,便會有人逃稅,或隱瞞所進行的經濟活動,即所謂「黑市」或「影子經濟」。經濟學家則嘗試以統計學和金融數據等方法(如貨幣需求),來估算影子經濟的規模。例如據奧地利約翰開普勒林茲大學經濟學教授 Friedrich Schneider 的研究,2007 年丹麥的「影子經濟」規模為 GDP 的 14.6%,高於 OECD 國家的平均數字,也比英國、美國、澳洲、日本等大型經濟體要高 4-6%。

另外是丹麥家庭的負債比率比不少西方國家要高,為全年家庭可支配收入的 284%(2015年),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 2 倍,意大利的 3 倍。丹麥私人債台高築,主要是源自 2003 年執政的丹麥自由黨推動的「只付利息貸款」按揭計劃,雖然最初使樓市興旺,不過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中也難逃翻船的命運,造成不少負資產者。

丹麥的另一財務特點是儲蓄率較低,20 年來近半時間處於丹麥家庭平均處於負儲蓄率,最高的 2015 年也只有 4.4% 的可支配收入是用於儲蓄,比歐盟國家平均 5.6% 要低。

其實他們也會「儲蓄」,不過是交稅形式「儲」在國家的庫房。丹麥人的生老病死也得到國家福利照料,也能理解為何丹麥是最快樂的國家。香港人打拼一生,所交的稅款付諸各項大白象工程,晚年或供得了寸金尺屋,屆時或能以長者優惠票參觀次貨故宮,算是老懷安慰了。
何謂福利主義?

同學探討這個議題前,先了解「福利主義」的基本資料。顧名思義,政府的政策就是以福利為主,政府透過徵收高稅款,平衡市場機制,為市民提供完善生活保障;但反對意見認為,福利主義的高稅率和高福利,可能導致政府出現財政及債務危機,人口過分依賴政府,結果令社會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失去競爭力。

香港:大市場 小政府

香港社會基本上以「市場」為主導,而政府的干預是有限的。去年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已明確表示,扶貧高峰會宣布官方的貧窮綫及整個理念、整個設計及運作,以及訂立貧窮綫後,便有很好的工具量度和分析貧窮的原因、組群、分布情況、社會特徵和住屋情況,從而對症下藥,在過程中,當局一定要衡量各個因素,絕對不會走向只懂派錢的福利主義。

提高稅收 難獲廣泛支持

其實一直以來,政府並沒有提供或發展類似西方福利國家那種以社會保險方式運作的社會保障制度,以保障居民因退休、疾病和失業所帶來的風險。福利社會在香港難以實行,因為高稅收難獲得各界廣泛支持,並且容易引發不滿的情緒,大部分人有根深柢固的觀念──認為應該自己賺錢自己用,從「綜援養懶人」的說法可見一斑,不能夠改善生活是你沒有努力賺錢,而非制度問題,納稅人不應該提供太多保障。

民主社會 以福利爭取連任

另一方面,有分析指,傳統的公共選擇理論中,假設政府及政客以自己的私利凌駕公共利益,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在民主制度下他們會傾向以公帑營運的社會福利作為爭取連任的籌碼;在野者同樣希望向政府施壓,「成功爭取」更多的社會福利,從而在下次競選中挑戰現任政府。此外,官僚在民主體制下也不是擔任守護公共財政的角色,而是希望透過增加部門佔整體公共行政的資源,從而建立在社會中牢固的地位,全都是利益分配問題。

小結

有福利保障,人民當然可以生活得比較安心,不過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不少福利國家都面對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人口流動、就業不穩定、家庭制度弱化等挑戰。

福利主義國家現危機?

二次世界大戰後,福利主義政治理念在部分西方國家盛行,由政府一力承擔教育、衞生、醫療、社會及養老保障等公共服務。實行福利主義的國家,人民生活是如何的呢?現時一些北歐國家包括挪威、瑞典、芬蘭和丹麥,都是實行「高稅率、高福利」政策,國民平均稅率達三成,最高的更接近五成。雖然這些國家多年來在全球幸福指數或最快樂國家排名都位列前十名,但能否持續佳績?那就要看當地政府是否積極面對,尋找良方解決已湧現的問題了。大家看看以下例子:

挪威

以挪威為例,資料顯示當地人民由幼稚園到大學,學費幾近全免、有失業津貼、婦女和男士都有有薪產假、有全面的醫療保障,以及退休金和養老金補助制度。

當地人很注重生活質素,工作時數偏低,每日只須工作五個多小時,其餘時間就是享受生活。可是當地面對其中一個大問題,是勞動力下降,而且高稅率令不少人才卻步,海外人才不願到當地工作,加上對外出口有下降趨勢,工業投資萎縮,頭半年全國申請破產的企業,比前一年增加了超過四分之一,這些都是政府須面對的問題。



希臘

北歐之外,另一個例子是希臘,有學者指出,希臘現時經濟上的苦况,是拜多年福利政策所賜,當希臘加入歐元區後,各個政黨為了爭取選票,以高福利政綱來吸納選票,當國家破產,政府要實行經濟緊縮的政策,藉以減低開支和財赤,包括削減政府開支,例如公務員的薪俸、國企員工數目、社會福利等。



小結

盲目增加社會福利是很危險的,在選舉的壓力下,「強烈要求」和「成功爭取」便成了競選的主軸,福利訴求成為助選工具。政客和政府應反思,應否以福利政策來吸引選民。
返回列表